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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谍战”:以关怀的名义戕害学生
2012-11-01 17:38 来源: 网易新闻 作者: 编辑: 张向芳

前日,有媒体报出,深圳前海小学在学校设立情报专员,除学习外还要做地下潜伏工作,注意观察同学情绪与心理变化,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校方称,此举是为了即使了解学生心里情况,以便及时解决。然而,这种以“情报搜集”为主的谍战式管理,会让学生之间失去彼此的信任,陷入不安全的恐惧,更会对学生身心造成戕害。

熟悉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的人都知道,书中讲述的那种令人窒息和恐怖的社会状态,人民无时无刻不处于“铁幕”以及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而这一切又都处于“老大哥“(Big Brother)掌控之中。而像深圳前海小学这样,利用学生搜集的信息来对学生监控,用这种校园“谍战”的方式来表达的无非就是,“即使我不在,你们也要老实点,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而这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据《武汉晨报》报道,武汉大学在2005年学年的期末考试中设立无人监考考场,尝试“诚信考试”。据报道称,武汉大学进行“诚信考试”时,“如果发现无人监考考场中有舞弊行为时,将立即停止该科目的考试,取消该班级所有同学的成绩,对全班同学实行连带责任。学校有关负责人称,“这种惩罚规则,将极大增强学生的 集体荣誉感和班级观念”,学生之间也可相互监督与举报。这种诚信考试充满了暴力倾向,靠学生“打小报告”来控制“管理成本”,将学生置于时刻被“监管”的境地,这种“无人监考”的自律是出于恐惧而不是诚信,此“诚信”只可能将学生培养成告密者。

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利用学生管理学生的方式。在学校里设立“情报专员”,盯梢同学的做法更像是天方夜谭。在美国社会环境下,基本不提倡以“打小报告”的方式来“举报”他人。正如在电影《闻香识女人》(Scent of a Woman)中,家境贫困的高中生查理偶然看到几个同学将白灰倒在校长头上,然而,在校长的威逼下,查理并没有为保全自己的将来而出卖别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查理仍然表示“我不能说”。最后,学校师生联合纪律小组否决了校长的意见,决定查理不需要提供供词。

美国人对“告密文化”的鄙夷深植于生活与信仰之中,就像人们对犹大深恶痛绝一样。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以“忠于国家、对抗总统”闻名,而其“决不告密”的历史同样广为人知。1889年6月,年轻的麦克阿瑟步入西点军校。后来,受到高年级学员的体罚,被要求站在一些破碎的玻璃上做上下起蹲、摇臂飞舞的动作。事后,在接受法院调查时,麦克阿瑟讲出了自己受虐时的详情。但是,即使同样冒着被西点军校开除的危险,麦克阿瑟始终没有说出那几位学员的名字。

在美国,学生“不告密”得益于美国社会的文化认同与养成;而在中国,这种设立“线人”的方式管理学生则近乎常态,在学校师生对立的情况下,老师为了惩罚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就需要在班级设立“眼线”,搜集“情报”,以对违纪学生进行“精确打击”、“定点清除”。近年来,也不断有这种新闻见诸报端。除了此次的深圳南山区前海小学外,《楚天都市报》曾在去年四月份报出,“武汉某初中二年级主任刘老师,在管理班级时,鼓励同学间相互监督、举报,被举报的同学要扣分,举报者加分”。其中有一个学生天天遭同学举报,最多时一天竟被举报六次。

现在,这种“人盯人”的谍战情节更是渗透到中国的大学中来,成为学校规训、管理学生的一大“利器”。2008年12月,《武汉晚报》曾报道,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新班规,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自己的一言一行。这种班规无疑是将学生置于“权力在暗中运行”的“全景监狱”(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人类社会控制方式的比喻,类似古罗马的金字塔式的监狱:不论管理者存在与否,罪犯潜意识里都感觉到被注视着,会自觉约束行为)之中,这种“培养告密者”计划,在充满温情的名义下,将大学变成“间谍”的培训基地以及“改造所”。

“告密”之所以在道德上难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它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告密者之所以遭人唾弃和孤立,是因为他们使周围的人感到了不安全。心理学家发现,不确定性会使人产生恐惧和焦虑。如果班级里总有人“打小报告”,班级气氛一定是紧张不安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也一定疏远的、戒备的。而对人的不信任一旦植根在孩子的心灵深处,一生中他都很难坦诚地、轻松地面对他人。

一个被告密行为侵害过的群体,要重建成员间的信任是相当困难的。"告密"行为背后,会给学生留下沉重的心理阴影,造成对人的极端不信任,影响着人与他人的交往,影响着自我发展。正如在电影《丑八怪》中,刚刚从莫斯科转学来的女孩因为被同学怀疑向老师告密而遭到全班同学的孤立。其实,真正的“告密者”是个男孩,他生性怯懦,始终不敢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干的,甚至还和同学一起戏弄和侮辱这个女孩。女孩始终没有出卖他,却在极度的痛苦中,将自己剃成秃子,最后离开此地。

鼓励“告密”的行为不仅会对学生造成心理上的阴影,对人的极端不信任,也会让“告密者”陷入到一种“不安全”的境地中,甚至遭受来自“被告者”的暴力伤害。据《南国都市报》报道,2011年4月3日上午,云南禄劝某中学就读的小强做坏事受到老师的处罚,因班长小何向老师打“小报告”引发。于是,小强纠集同学将班长小何约到学校附近的一条巷道,将班长打成重伤。随便上网一搜,就会有大量关于“学生因告密被打伤甚至打死”的新闻显示出来。这说明,用“告密者游戏”进行班级管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戕害。

其实,告密行为在中国古已有之,数千年来,告密之风不绝于史,其流毒广、牵连众、影响深,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告密文化。秦朝商鞅变法后以法令的形式公然鼓励告密,据《史记·列传·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随着专制与集权政体的确立和完善,告密文化自然也就越来越盛行,而由于专制体制下沟通双方的信息传递不对称,最高统治者就更加看重告密文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告密行为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在苏联成立初期也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位妇孺皆知的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1932年时年仅12岁的他,不顾亲情地告发了父亲违抗农业集体化政策,伪造证明帮助抚弄逃离劳改营的行为。在不久被杀害后,他成为了官方塑造并大力宣扬的英雄,号召所有儿童学习帕夫利克,公开呼吁“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把告密视为光荣行为。

除此之外,欧洲在中世纪的教会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史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其在东德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此外,史塔克使用的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也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本文参考引用朱大可及熊培云两位教授的相关文章,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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