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镇长们的考题:两会期间派人对访民日夜盯守
2013-08-31 14:07 稿源: 作者: 编辑: 肖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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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镇长们的“考题”

  乡镇政府作为权力传递的末端,处于工作难点和矛盾焦点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工作模式正在遭遇挑战,80后镇长们遇上这些新问题将如何解决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镇,中国国家政权中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也是实现行政任务的前哨阵地。全国有四万一千多个乡镇,数十万的乡镇干部。

  7月,四川泸州一名副镇长因“维稳压力大”“挂印而去”,福建龙岩一名年仅25岁的副镇长称“工作压力大”“被社会抛弃”,在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辞职和自杀,两种极端行为,将“镇长”的处境推至公众面前。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多位镇长都表示“工作累,压力大”是所有镇长的共同特点,要对领导负责,要对民众负责,更要为自己负责是他们的生存现状。

  数十万乡镇干部是最基层的公务员,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说,“工作的压力、现实的困境和理想的迷茫诱发了年轻副镇长们的出走与自杀。”

  征地拆迁与维稳难题

  “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到各家各户去做思想工作,完成征地任务。”

  广东增城市某镇副镇长罗海天告诉《小康》记者,今天的增城,以“挂绿湖、地铁、教育城”三大战役为新引擎,正以“超速度”谋求再次发展。这三项被增城市政府当成头等大事来运作的工程涉及几十个村,数以万计的村民。

  征地,村民和政府成了利益博弈的对手。

  “挂绿湖生态工程,建成后水面8平方公里、主景区52平方公里、综合保护区110平方公里,我们要把挂绿湖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工程,对主景区52平方公里的村庄进行整体征地拆迁,农民统一集中安置在靠近湖边最好的位置,实现财富升值,让农民在大生态建设中获得持久收益。”罗海天说,因为拆迁补偿问题,征地工作进行得并不容易。

  在增城市政府旁边的巫村,因为挂绿湖生态工程整个村子都要进行搬迁。

  “增城市政府以每个户头为单位对村民房屋拆迁进行补偿,如果村民本身自己没有新盖楼房的话,每户按标准进行置换还可以接受,但事实上,整个村子80%以上的村民都盖有自己的楼房,补偿面积如果少于原有面积的话,肯定没有村民会同意。”记者在巫村看到,大部分村民自建的楼房都达到四五层,总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而按照公布的补偿标准,他们只能获得600平方米左右的置换房,正因为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预期要求,令拆迁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

  “拆是肯定要拆的,现在就是在商量如何补偿的问题。”村民陈雄英对《小康》记者说,挂绿湖生态工程已经开工,不会有退路,镇(街道)领导天天到他们家里来做思想工作,游说他们配合拆迁。

  “自今年年初工程开工以来,全心投入到给村民做拆迁思想工作中来,半年了,几乎没有过过周末。”罗海天说,市里把拆迁工作分配到各镇各街道,由各镇或街道书记、镇长包干到户。要不断地到“钉子户”家里交流沟通,既希望他们尽快签订拆迁协议,又要防止他们上访,“压力很大”。

  村民上访直接影响到官员的仕途,在分管片区如果有村民上访的话,首先受上级领导批评的就是书记镇长,对于他们来说,“拆迁和上访”都是头等大事。

  中山市某镇分管土地的副镇长陈涛说,他所管辖的一个村子因为土地争议问题,十几户村民几年来一直上访,令他焦头烂额。“两三年了,思想工作做不通!”村民代表们到市里、省里上访都没有得到他们认可的结果,后来就直接到北京上访。国家信访局接访后,通知广东省信访局,一级一级转下来,最后还得由镇里安排把他们接回来。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维稳任务最繁重。”陈涛说。两会期间,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聚集在北京,媒体记者也多,访民知道这里碰运气引起关注的几率较大,因此每年两会,访民们都会想方设法前往北京,而此时的地方官员,真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对于特别的访民,需安排人员日夜盯守,一见有风吹草动,就要劝说甚至阻截。

  “要发展经济,征地在所难免,而征地补偿并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征拆对象,上访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正如四川泸州那名辞职副镇长所言,一年花四个月来维稳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法定职能与现实错位

  “像不像有四个月的身孕?”坐在记者面前,江平川开玩笑地拍着自己的肚子说。

  五年前,他从韶关市一机关调任某镇镇长,几年下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啤酒肚越来越明显了。

  “吃喝也是一项工作。”江平川无奈地笑着说。

  在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明确定,乡镇政府的职能是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但事实上,大部分仅有协调配合、参谋、建议权,没有决定或重大事项审批及人事任免调配权。

  相关法律对乡镇政府的职能有了明确的规定,可现实中镇政府行使的职能中,被大多群众忽略了。接受采访的多位40~50岁的村民告诉《小康》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镇政府在他们印象中,主要就是两件事,向农民们催缴公粮和抓计划生育。而现在,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他们看来,除了上传下达文件之外,重点是征地拆迁维稳和接待领导吃饭喝酒。

  乡镇政府作为权力传递的末端,处于工作难点和矛盾焦点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传指令、收税费、包村组的工作模式。农业税免征后,乡镇政府收税费这一项主要职能消失了,竟一时无所适从。

  “我们希望在村民们生活遇到困难、农业生产陷入困局时,看到镇长书记们前来帮助,而不是在我们房子被强拆、土地被强征时才见到镇长书记的身影。”村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官员离群众太远,即使有事找他们也常常遭遇闭门羹。

  但镇长们也有苦难言。事权、财权的不对称,令乡镇政府工作难上加难。江平川形象地把乡镇政府比作“泔水桶”,上级任何部门无论酸甜苦辣都可以往其中倒,老百姓的苦水也要往里倒,而他们并无三头六臂来招架。

  具体而言,上级任何部门的事权在乡镇如果落实不下去或完不成上级下达的量化指标,乡镇政府都有责任。有时上级政府还以“一票否决”、“末位淘汰”、“问责制”等规定压制乡镇政府去完成本应由上级承担的事权,众多的考核机制,令乡镇领导们如履薄冰。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阶段的乡镇财政都是为维护政府正常运转而必须支付的财政经费,如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等,可大部分公共服务如公路建设(村村通)除了公共财政补贴三分之一后,其余三分之二的资金都得由当财政承担,而本来“收入”不高的乡镇政府,因此债务累累就并不奇怪了。

  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管理问题日趋复杂,在上级和村委双层夹击下,乡镇政府成了“风箱里的老鼠”,进退两难。对领导,害怕有所怠慢,处处小心翼翼。对企业,担心服务不到位,影响镇里经济,诚惶诚恐。还得防着老百姓上访,天天提心吊胆。自从任职镇长以后,肚子大了,身体垮了。江平川告诉记者,以前所在那个区机关的时候,没事可做,天天如外面传言一张报纸一杯茶,但现在,想静下心来认真看看报纸都成了一种奢望。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年代,我们没有选择。”江平川说,经常有上边县市局委领导下来检查指导工作,遇到局委正职和副县以上领导,书记和镇长必陪,而且是“舍命陪君子”的那种陪法。每个星期七天喝个四五回,醉个三四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乡镇政府法定职能中没有要求的在现实中都一一显现,而我们都必须一一应对。希望中央的八项规定能够一直贯彻下去,既可以为镇政府节省开支,也可以让我们这些镇长们少受折腾。”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江平川最怕的是逢年过节,尤其是中国人传统的中秋和春节。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有集中式的应酬。在春节前的一个月里,“每天回来都只能看到睡梦中的儿子。”

  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三位镇长(副镇长)都出生在1980年后,均毕业于本科院校,属于年轻镇长。他们都曾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过很好的规划,当成功进入公务员队伍、尤其是担任镇政府领导职位之后,也期望能在镇长(副镇长)一职上大展拳脚,既能为当地老百姓做点实事,也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然而,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江平川从区机关下来后,先后在几个乡镇工作过,也当过一般的乡镇副职,现在却越来越困惑。

  江平川心里清楚,抓发展是自己的天职。问题是怎么抓,抓什么。

  作为乡镇一级,手中有什么配置经济资源的手段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调不动。江平川所在的镇经济主要以经贸为主,尽管辖区内的企业有很多,但上规模的都不属于镇属企业。在招商引资方面,他曾经花了不少精力,但一般都是“小打小闹”的企业,“重大投资的老板,他们会直接找区或者市领导”。江平川说,镇里能做的最多就是跑腿的服务工作了。

  四川泸州辞职副镇长称“在一年中,有四个月花在‘维稳’,两个月‘应付检查’,真正工作的时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在江平川看来,维稳和应付检查都是折腾人的活儿,他们对此都很反感,但却不得不面对。维稳和检查都关系镇长们的工作成绩好坏。

  一防百姓告状,二防领导检查,三防同事关系不和睦。每一件都关乎乌纱帽能否安稳,镇长们长期对此疲于奔命,而关乎民生的事项却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立誓要为民众服务的官员花费大量时间来阻拦甚至惩罚民众的上访,本应做好分内事的官员整日想方设法做些“面子功夫”来应付检查、搪塞上级,本应精诚携手、共同进退的同事之间却疲于征伐、尔虞我诈。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个人的才干和政府的职能显然都难以真正发挥。

  江平川认为,要进一步规范乡镇政府的职能,给予配套的财权事权,处于领导地位的官员需要给基层的年轻人多一些自由、时间和平台去展现才能,而不是驱使他们在百姓与领导之间疲于奔命。

  “做了五年多的镇长,现实越来越残酷,理想越来越遥远,对自己的未来却越来越感到迷茫。”江平川说。

  (文中罗海天、陈涛、江平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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